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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场的生活 让我摆脱了自我执念

时间:2017-01-10 22:02来源:网络整理 作者:51自学网
“知者不惑,仁者不忧,勇者不惧。”孔子的这句话时常挂在余世存嘴边。年过不惑,他却坦言自己还有惑、有忧、有惧。《非常道》轰动学界之时,他选择悄然淡出,栖身边陲小镇。“洁净精微,喜心退藏”,几次“退藏”成了他人生的关键词。2016年11月30日,中

  “知者不惑,仁者不忧,勇者不惧。”孔子的这句话时常挂在余世存嘴边。年过不惑,他却坦言自己还有惑、有忧、有惧。《非常道》轰动学界之时,他选择悄然淡出,栖身边陲小镇。“洁净精微,喜心退藏”,几次“退藏”成了他人生的关键词。2016年11月30日,中国“二十四节气”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恰逢二十四节气申遗成功之时,余世存的《时间之书:余世存说二十四节气》顺势推出。他用这个浮华时代少有的平和从容,解读了中国人千百年来与时间休戚相关的命运。

  关于余世存

  生于1969年,湖北随州人,诗人、学者,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。做过中学教师、报社编辑、公务员、志愿者。曾任《战略与管理》执行主编,《科学时报》助理总编辑。曾主持过十年之久的“当代汉语贡献奖”。被称为“当代中国最富有思想冲击力、最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知识分子气质的思想者之一”。已出版的主要作品:《立人三部曲》《非常道:1840—1999年的中国话语》《老子传》《人间世: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》《家世》等。

  “人在节气中认识自我”

  新报:二十四节气入选非遗,你如何看待这件事?

  余世存:中国“二十四节气”申遗成功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。但跟其他大多数中国的非遗文化如昆曲、京剧、宣纸制作技艺、珠算、剪纸等有所不同,节气是关于时间的文化。一般的非遗文化多指一门古老的学问、技艺,是“地方性知识”,即使仍传承下来,但也属于“遗老遗少”或说小众的。节气的不同在于,它在今天的生活中仍起作用。因此,节气不仅只是遗产,它也是“旧邦新命”的生活和文明模式。遗憾的是,大多数中国人不仅日用而不知,而且很多人也淡忘了节气之于文明的本体意义。事实上,节气是鲜活的存在,它不是只属于“地方性知识”,不仅只与民众的生活世界有关,也跟全球的时间演变有关,跟文明有关,就是说,它跟所有人的时空感相关。节气时间已经超越传统农耕生活,而进入到现代大都会生活,让人在节气时间中认识自我、获得安顿。

  新报:你这本新书是关于二十四节气的,在你看来,节气时间对我们有什么重要意义?

  余世存:关于节气时间,我们中国人都知道或听说过,但却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我们不知道节气时间的历史、习俗,也不知道节气跟我们自身的关系,更不知道节气时间对人类的要求。如果借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,我的这本书就是讲节气与我们个人和社会关系的书,节气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存在与时间;如果借用霍金的话来说,我的这本书是讲中国文化眼里的时间简史。只不过,跟海德格尔的晦涩、霍金的高远相比,时间之书更平实,也更有实用性。节气时间跟六十四卦时间相对应,一些节气的特点非常鲜明,比如立春、立夏、立秋、立冬,中国人都知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,因此相应地,这几个节气我借用古典中国人的观念来说,立春是天下雷行而育万物,立夏是君子以辅相天地之宜,立秋是君子以作事谋始,立冬是君子以俭德避难。还有一些节气,也是到什么时间做什么事,比如小雪节气,在立冬节气之后,立冬是要“君子以俭德避难”,那么小雪时间是要“君子以自昭明德”,它有一种时间上的演进关系。

  新报:一般关于传统文化的书都会让人觉得有些枯燥、晦涩,不容易阅读。

  余世存:这本书信息量非常大,涉及天文、地理、农学、生物学等等,仅古典诗词就有上百首,现代诗也引用非常多,如阿垅、里尔克、穆旦的诗等等。这本书虽然是介绍节气时间的,里面却有非常多的抒情,所以读起来并不吃力。我写这本书,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天文时间跟人文世界有统一,但后来越写越觉得生敬畏心,天文时间跟人文时间是相一致的,天文时间是对人文世界的提醒、暗示或示范。比如,清明节气,“君子以议德行”,我在结尾说,“人生或日常生活能否清明,一个人是否是一个干净的人?就像清明节名称本身提示的境界,在清明节期间,值得我们扪心自问。”

  “摆脱"我执",才能更好地观察自己、观察世界”

  新报:你曾在体制内做得很不错,但对体制的厌倦让你最终选择离开,做回自由人。你曾在采访中说,从交往到应酬,这种中国式的生活经常会让你产生逃离的想法,这种中国式的生活,具体指的是什么?

  余世存:所谓“中国式的生活”就是从梁启超、鲁迅一直到金观涛、柏杨等知识人批评的一种生活,是国民的劣性,是“酱缸”,是“丑陋的”;当然用现代语言,是我们的共同体生活停滞在一种圈子生活之中,是地方性知识或民俗、圈子习俗生活。比如马上到春节了,很多单身朋友就在这种生活中难以安顿、静好。这种“中国式的生活”在现代意义上可以说跟国民性无关,而是跟人的难以独立、难以自由有关,跟人对他人的不尊重有关。中国人自己说过,跟“群己权界”的边界模糊有关。我个人觉得我们在人生修行的道路上确实需要有逃离的经验。

  新报:《非常道》的出版曾让你名声大噪,但喧嚣中你却选择了悄然淡出,到云南大理去过“隐居”的生活,是否自古文人、学者心中都有着远离世俗的愿望?几次“退场”的生活对你的人生有怎样的意义?

  余世存:文人、学者的远离世俗,是为了更好地观察自己、观察世界。用知识分子的语言,我们要做旁观者、守望者、守夜人。退场的生活对我个人来说,最重要的意义是正心诚意,端正了自己的态度。没有退场的生活,我们对自我中心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执见,总觉得自己所思所看是重要的,是唯一性的。说实话,我这两年读书多有发现,向周围朋友介绍时经常有以真理自居的冲动,但总是能适时地回到正常的心态上来,我告诫自己的发现并非真理,只是试图理解世界的一个假说而已。但我发现,一些年长的更不用说年轻的朋友,仍在“我执”上摆脱不掉。

  新报:有评论家认为,近年来你的文字和个性都有了很大的转变,从鲁迅式的激越变得愈发温和。你个人如何看待这种转变?

  余世存:我个人觉得不存在转变,只是我一个人不同的“面相”。激烈、感性、诗人的一面仍是我最重要的特点,当然,表达的温和、思考的平实也是我努力追求的。我觉得这并不矛盾。这几年面世的作品,《老子传》的救赎虽然看起来有了转变,但同时我仍有当代汉语贡献奖祝奖献辞的长篇文字。从《大时间》开始,我个人觉得无论激情还是思辨都算落地了。这次《时间之书》的出版,有人说是我最接地气的一本书,但这本书并不因为接地气就俗了或通俗了,反而更显示了中国知识人的关怀,其中也有非常激烈的东西。像我的朋友,学者刘宗迪和张鸣,他们都看过书,一个人说,这是最富有文学性的有关节气知识的书,一个人说,诗人的气质再次复苏。我觉得他们的印象是对的。其实我们中国人都知道,一涉及节气之美、时间之美,我们身上的诗性就都复苏了。新报记者 宋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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